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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民生之本 绘就生活之美——新中国70年就业发展回眸
2019-10-09

湖南长沙,大学生朱炳辉成功创办智能机器人公司,不仅开创自己的事业,还招用20名大学生;山东济南,市民张忠华在政府帮助下当上了一名广场保安,解决了一家温饱;广东广州,1800多名来自四川的农民工乘专列抵粤就业,奔向新生活……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,每时每刻每地,都在上演着就业的故事。

就业稳则人心安,就业稳则信心足。

坚持就业优先,鼓励创业就业,新中国成立70年来,党中央、国务院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,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,亿万百姓有了赖以谋生的“饭碗”,生活越来越甜美,心劲儿越来越高。

从1.8亿到7.8亿就业规模持续扩大

“全球每年失业人口以220万的趋势增加,而中国却在为世界新增就业机会”“中国就业名列世界首位!”……2017年,国际劳动组织、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纷纷点赞中国就业表现,“中国就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!”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,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发展之路:就业规模持续扩大,就业结构不断优化,就业质量显著提升,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……“70年来,我国保持了就业形势长期稳定,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。”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说。

回眸70年,这是一份亮丽的就业答卷:

——亿万劳动者找到工作,开启幸福生活的大门。

1949年,全国就业人数只有1.8亿人,2018年,增加到7.8亿人,增幅达329.1%,高出同期全国总人口增幅1.7倍。

“党的十八大以来,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以上。”张莹说。

——从一产到三产,就业结构完成从“金字塔形”到“倒金字塔形”的转变。

江苏南京,27岁的袁建刚刚荣升为一家西餐厅的甜品主厨。“我家里人和西餐一点都不沾边,爷爷种了一辈子地,爸爸在厂里打工。”高中毕业后,袁建拒绝与父亲同行,一头扎进了餐饮业。

袁建家三代人的职业变迁正是中国就业结构变迁的缩影。

1952年,绝大多数劳动者以农业为生,而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,二、三产业就业人员迅速增加,到2011年,第三产业首次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。2018年,我国一、二、三产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6.1%、27.6%和46.3%,逐步形成服务业占主导的现代就业模式。

——从农村到城市,城乡就业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。

“进城,那可是件大事儿”。新中国成立时,大多数劳动者都在乡村就业,城镇就业人员仅占8.5%。直至改革开放后,我国逐步放开制度的藩篱,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活力,城镇就业人员才迅速增加。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乡村,达到50.9%。2018年,城镇就业人员达4.3亿人,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6.0%,较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32.3个百分点,平均每年提高0.8个百分点。

——工作生活更加平衡,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。

1994年,结束单休制度,实行“大小礼拜”;1995年,全面施行“双休制”;1999年,调整形成黄金周;2008年,出台带薪年休假制度……

新中国刚成立时,我国全年法定休息日才59天,现如今实行每周双休,再加上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休假,全年休息日可达120天以上。

从铁饭碗到造饭碗  以创业带动就业

1978年12月18日,江惠群和她的24名姐妹第一次放下锄头,走进了“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”,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打工妹”。

“当时用的是淘汰下来的旧机器,用脚踏、手摇生产电吹风里的电热线圈。工作条件虽然艰苦,但不用再下地种田,工资还比种田的收入高3倍。”

1980年12月21日,温州姑娘章华妹拿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户工商业营业执照,懵懂中偶然成为“中国个体户第一人”。

“当时大家还是羡慕在国企、集体企业工作的人,看不起做小买卖的,自己也感觉头都抬不起来,但做了一段时间,发觉每天都有几块钱进账,感觉特别高兴!”

1996年7月10日,卢燕奔波在郑州的街头,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面试,成为我国第一批自主择业的大学生。

“当年新政策出台,我们这批毕业生回原籍可以‘包分配’,留在城市则要自己找工作,犹豫再三,我当时决定自己在郑州找工作。虽然整整跑了20多家学校才找到工作,但我尤为自豪。”

70年来,取消“大锅饭”,打破“铁饭碗”,从分配就业到双向选择,从千军万马挤“独木桥”到选择到基层就业,从谋求稳定就业到在创业天地里自由奔跑,我国就业制度实现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“统包统配”向市场就业的跨越式发展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生产力的极大释放,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求日益提升。“从劳动部门介绍就业、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结合的‘三结合’就业方针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‘劳动者自主择业、市场调节就业、政府促进就业’的就业方针,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断培育发展壮大。”张莹说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创新创业进入黄金时代。

创业是更加积极的就业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大力营造有利于创业的体制机制环境,创业热潮喷薄而出。

——改革释放活力,让劳动者想创业。

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,开展“多证合一”“证照分离”等市场主体准入改革,在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推动下,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,2018年全国日均新设企业1.8万户,新业态、新模式蓬勃发展,新就业形态大量涌现。

——改革搭台助力,让劳动者能创业。

创业资金雪中送炭,创业平台铺路搭桥,创业导师答疑解惑……目前,我国众创空间数量达5500多家,科技企业孵化器超4000家,创业投资机构逾3500家,为“草根创业者”解决难题。

从稳存量到扩增量  着力化解结构性矛盾

新中国成立初期,400万失业人员需要解决就业问题。在那一阶段,我国采取了失业救济金、以工代赈、生产自救、转业训练等一系列措施,有力地推动了就业工作,对当时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为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问题,党中央、国务院提出实行“劳动部门介绍就业、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”,扩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就业渠道,广开就业门路。

90年代,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凸显。我国明确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、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,筑牢保障网,绝大多数先后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,按时领取基本生活费,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“软着陆”。

“正是由于我们重视并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,不仅为劳动人民解决了饭碗问题,而且使共和国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难关。” 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说。

当下,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,我国面临更加复杂而艰巨的就业任务,城镇就业压力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同时出现,新成长劳动力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,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并存。

2018年年底以来,中央明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,并首次置于宏观政策层面,一系列稳就业措施出台:

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,使之更有利于扩大就业;对劳动者就业予以政策支持,调动其自主创业的积极性;对企业用人给予政策引导,使之愿意更多吸纳就业;对困难群体加大政策扶持,帮助他们摆脱失业困境;对市场供求匹配施加影响,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;将失业治理防线提前,进行预防和调控;对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,使之与促进就业形成联动……

“总之就是要千方百计稳岗位,力保岗位不流失,想方设法扩就业,多方挖掘岗位。同时,加大职业技能培训,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,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。”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说。

坚持就业是民生之本、促进就业是安国之策。“就业优先不是一时之计,而是长久之计;不是说说而已,而是要坚持贯彻始终。”张小建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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